专题丨合辑：李安宅的人类学

李安宅先生（1900-1985）1924年9月从齐鲁大学转学至燕京大学，在社会学系主修社会学；1929年夏，以论文《〈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获科学学士（B.S.）学位。此后，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人口调查所，北平平民大学和北平大学等校任职；1934年夏，因吴文藻、吕嘉慈等推荐，受罗氏基金会资助，赴美留学，主修人类学；1936年回国后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次年前往西北进行实地研究，直至1941年夏接受华西大学之聘。1947年出国访问之前，李安宅先生主持华大社会学系和华西边疆研究所，以“研究、训练、服务”为宗旨，推动相关研究。

1934年以后，李安宅先生的志业定于人类学。本期推送1935年7月27日李安宅写于北美祖尼村的“人类学与中国文化”，即是他的志业定位之作，而“回忆海外访学”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在域外的访学经历。

李安宅先生的学术探索较为宽广，我们推送王铭铭从李安宅先生的本科论文而展开的有关“礼”的社会理论的讨论（“从礼仪看中国式社会理论”，2007年），对我们理解、继承和拓展中国学术传统具有重要意义；此后有陈波的“儒学人类学”（2009年），张亚辉的“安多社会的知识性格——读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2014），岳永逸的“魔障与通胀：李安宅的意义学”（2021年）等，皆是基于李安宅在不同领域所作的著述而展开的梳理、讨论或推进性研究。曾在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和工作多年、现在国外大学执教的龙达瑞博士回忆李安宅先生晚年生活和介绍域外学者研究李安宅先生的文章，值得我们参考。

这是李安宅1935年7月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祖尼人村落中进行实地研究时所写的重要文章。它着眼于当时愈演愈烈的国难，而求社会科学上的建树；针对当时社会学多不务实的虚论，提出应以人类学的实地研究来补救，根据研究所得，来重新估价中国的各种文化功能和社会结构的功能，找准建设的方向，因势利导，以使中国起死回生。

人类学对中国礼仪的专门研究，始于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这一脉络为王铭铭教授所宗认：作者在这篇纵横捭阖的文章中，不屈从于现代性的新道德，旨在弥合1950年代以后并不漫长的现代性时期与古典文明的联系，摒弃前现代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史观，跳跃于中西之间，“寻求中国式社会理论存在的历史基础”。他从李安宅对礼仪的综合性定义开始，将费孝通重点在于“无讼”的礼治、钱穆关于礼之导达情感的作用等论述结合起来，作为中国现代学人关于礼之观点的总体，放在更广的学术范围，更长的历史时段对比论述。其中，拉德克利夫-布朗对礼仪的观念，接近李安宅的结论，并认为它比之宗教更具有普适性的解释力；格拉克曼“以礼为法”，特纳认为礼仪是社会剧场，具有反结构的“革命性”，而格尔茨认为礼仪即文化，与李安宅对礼的界定如出一辙。王铭铭认为，西学的这些论述，都可以用中国既有观念来理解，因共有着初民社会“普遍的人情与人性”的基础，如仪式即是“仁”，剧场好比“礼乐文明”。秦以后中国的文明化进程，使礼仪得以制度化，如影响后世深远的荀子，寻求法与人情、与人性的结合，从而区别于以普遍信仰为基础的宗教。葛兰言提出“中国式的宗教”，因其基于古代两性集团在集会上的对立与结合，融合人性与人情，进而成为官方认可的礼乐；但其阶级性与象征统一性，历经各朝各代而屡有更变，与埃利亚斯所论述的近代法国的“civilité”，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并无根本隔阂。

这篇文章旨在阐发李安宅先生的本科毕业论文《〈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1929）的人类学内蕴力，尤其它和儒学的关系。陈波认为，这部“以礼为中心的人类学”的著作，其中蕴含的观点、视角、理论和方法，是理解李安宅一生著述的关键：它基本按照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的文化纲要来设定，但针对中国文明背景而对其无时间性纲要作了若干增删，使之成为有文明意涵的人类学志书；李安宅吸收清末今文经学派公羊学研究的成果，并以之批评西人的儒学研究；同时以时代解释礼，以礼针砭时弊，进而发挥儒学中的能动性的观念，并进一步扩充，和陆王学派的养性论尤其阳明心学建立深刻的关联，成为李安宅接受康德哲学的基础。陈波还详细阐述该著蕴含的宗教人类学和辩证人类学的路径，颇有新意，因篇幅过大，我们未予收入。

李安宅曾翻译过开鲁窝顿（V. P. Calverton）的“近代人类学与阶级心理”（1937），节译过孟汉（Karl Mannheim）的《知识社会学》（1938），与从认识论角度探讨知识性质的张东荪（1934）往来甚密。李安宅学问中的这个维度，为张亚辉所关注和发挥。作者以阅读韦伯的知识社会学为背景，系统梳理李安宅先生的拉卜楞寺系列研究，认为它们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宗教改革研究和卡尔·曼海姆和张东荪的理论的浸染，比如李安宅先生在比较格鲁派与宁玛、萨迦、噶举等教派时，发现藏传佛教逐步去除巫术的影响而趋于理性化的进程；文章提出，李安宅在比较儒家知识分子的分析与近代西方知识分析的过程中，重新分析了韦伯的东方社会知识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即有教养者和非教养者的二分关系如何构成社会的基本结构，同时两者又通过仪式和巫术相互联系的机制。

李安宅治学之路较为宽广，早年（1929-1934）曾广泛涉猎宗教人类学、美学、哲学、语言学和意义学等，著有《美学》、《意义学》、《巫术与语言》等，建构起独特的知识谱系。学界对它们已有些许关注，近来岳永逸专注于学习李安宅在这一时期的论述，对该谱系有较为详细的梳理，其中以语言和意义学方面为最下功力。这篇文章着重李安宅对巫术思维、文字的巫术/魔力和语言通胀（多余而不实的话）关系所作的论述，与其有关意义学的讨论关联起来，指出《语言的魔力》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名的魔力”；而李安宅的总体观点是：作为人与动物分野的基本标志也是传递文化的语言文字，是情操或社会地位的（象征）符号；因巫术思维的惯性，自具魔力的语言桎梏人的思想，并易形成通胀。李安宅由此建构总括语言、事物和思想三者的“意义学”，并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之上形成自具文化透视力的认知论，对后来在边疆的实地研究深有影响。

1960年代，李安宅写了不少回忆材料。我们这里分享陈波整理的李安宅回忆三次海外访学的文字，分别涉及1934-1936年、1947-1948年访问美国，1948-1949年访问英国。李安宅在这些文字里回忆自己的人类学思想的脉络，结交的西方学界，和接触过的域外华人学者，尤其西方人类学家对他的评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

李安宅在1960年代曾主持过四川师范学院（后改大学）外语系。现在国外大学执教的龙达瑞博士于1978年3月进入该系攻读学位，后留校任教多年，曾拜访过李安宅先生。文章回忆李安宅晚年的生活，述及《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不同版本的议题，重点选介四位域外学人对李安宅所作的相关研究，包括康斯坦丁·日斯克斯（Constantine Hriskos）教授、罗安国（Andres Rodriguez）、时为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的严晓珮和保尔·尼普图斯基（Paul Nieptuski）；其中罗安国与严晓佩都关注李安宅的边疆研究，而尼普图斯基则侧重于他的拉卜楞著述。文章附录域外有关李安宅先生学术活动和著作的报道和评论，对进一步的研究极有益处。

编辑丨杨　勇

审核丨陈烨广